如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说：法治的一个实质性特征和基本要素就是法律权威至高无上。
而从这种主要由外在于国家的限制理由形成的事实性宪法状态，向一种主要依托于民主制宪的内在于国家的自主道德规范性原则的转向，则是现代政治宪法运动形成的核心标志。它要求赋予跨国公司自由的行动选择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取消政府管制、开放资本市场，以建立起自生自发的全球贸易投资秩序。
针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市民—民法（civil）秩序危机，以及全能国家（total state）的发展趋势，施米特与哈耶克都站在宪法政治的高度进行了诊断。[57]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它们希望推动经济自由，成为新国家的奠基者和制约者、保证人和担保人[45]，通过新的经济主体及其制宪动力，来赢取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塑造。而金融危机，也仅仅还只是所有正在超逸民族国家控制与政治主权导控的不同社会子系统自我封闭运作危险的现象一角。这构成了第三波宪法运动的核心问题意识。
它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它还具有一种非常严谨、缜密的形式主义要求，致力于一种高度规范化的竞争逻辑的彻底贯彻和实施。在政治立宪与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抉择和拉锯状态，尽管自20世纪以降，经济效用的考量正越来越压倒政治与法律的传统思路。
[30]有关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概念提法，参见〔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41]波斯纳希望指导东欧国家保障私有产权、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而弗莱堡学派对战后德国宪法设计的要义，也同样是希望新德国能从经济自由的存在和实践中重新找回其真正的基础，坚挺的德国马克、令人满意的增长率、不断增强的购买力、有利的平衡支付[42]，这些几乎就是波斯纳宪法建议的另一个德国翻版。对于18世纪之前，从中世纪神权帝国向16世纪国家理由时代以及其后的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治理变迁历史的深刻描述，可参见〔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这一跨国化潮流，则又反过头来强化了美国国内宪法议题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转向。
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哈耶克的经济秩序蓝图，实际都仰赖于阿克曼—施米特的政治立宪设计。法律全球化与宪法运动，彼此构成历史正题和反题，既相互呼应，又相互抗衡，这也预示了第四波宪法和法律全球化运动出现的可能性。
[20]这样一个全涉性秩序，则是由能够对你的和我的（meum and the tuum）做出界分的财产权制度所构成。而要理解当下世界性的宪法危机，则有必要将历史视野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以及冷战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以上这所有社会领域也已形成了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封闭运作的代码化（code）逻辑。私法也不再只是一个部门法意义上的法律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取代公法，进而构成国家主权的新原则基础。
最后，宪法运动的产生是回应宪法危机的需要，在三波宪法运动中，不同的解决方案各有成功也各有失败，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回应可能失败，甚至破坏原有政体，但如果不积极主动回应，一般都会面临战争、革命、内乱、分裂的后果。如果说，18世纪建国时期的派系之争主要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党争，那么到20世纪初叶，则已主要演变为人民大众和精英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则已不再仅仅是宪法体系内部的冲突，而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特别是经济系统）合理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通过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法范式，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结合，通过宪法的司法化来重新实现法律和平。它还具有一种非常严谨、缜密的形式主义要求，致力于一种高度规范化的竞争逻辑的彻底贯彻和实施。
人权与人民主权息息相关。[50]See Petra Dobner ＆ Martin Loughlin （eds.）， 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由王室法（monarchical law）和习惯法（customary law）构筑的私法体系，以及由法袍贵族垄断的巴黎高等法院，已经丧失了吸纳社会冲突的法律权威。在波斯纳对后冷战时代的法律秩序构想中，经济活动不再只是众多国家活动中的一个分支，相反，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已经成为了一切国家和法律活动展开的正当性基础所在。
[2]两人对东欧改革议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4]由此，选举也就蜕变为一种全民直接民主的过程，而不再是挑选和提拔精英并建立一个独立的代表制意义上的选择，[15]议会也就沦为了管理型国家与全民直接民主的一个中介环节，不再具有18世纪的普遍制宪权意义。尤其是，当经济宪法模式所依赖的民族国家经济绩效表现在这种加速全球化的经济运动中逐渐丧失其支配能力，这种去政治化的经济宪法模式的正当性危机就会持续暴露出来。不仅是后发国家，传统霸权国家也显现出其宪法秩序的松动。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再分配，在美国宪法中不再能够作为价值决断的核心标准。第二，制宪权运动的初始动力，往往来自体制化的精英政治之外，三波制宪权运动，就依次由第三等级、无产阶级和少数派文化群体构成。
它一方面导致财富高度聚集，另一方面造就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无产阶层，这对平等政治的参与理念是一个莫大嘲讽。因此，当前可能面临的第四次宪法危机，既可以在本文描述的三次宪法危机对话中获得理论启示和经验比较，也正表现出较之以往更为棘手和更具挑战性的症状。
而在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宪法运动中，无论是李斯特式的民族国家经济保护、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主义、凯恩斯经济干预、苏联式计划经济，乃至一切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都将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一样，被统一视为第二波宪法运动的失败遗产进行处理。针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市民—民法（civil）秩序危机，以及全能国家（total state）的发展趋势，施米特与哈耶克都站在宪法政治的高度进行了诊断。
因此，当前的世界宪法危机，实际正使我们重新回到施米特、哈耶克与阿克曼和波斯纳的论战时代背景之中。这些经典的宪法模式阐述，同时还预设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关键要点：即民族国家宪法只需将其重心放置在政治系统的结构设计上（所谓政体问题），因为它预设了所有其他社会领域可以通过政治系统的主权介入得以整合和矛盾解决。
市场经济自身不是作为国家的制约原则，而是对国家自始至终的存在和行动进行内部调控的原则。[55]桑斯坦也从美国宪法传统中重构出共和主义政治观和自由主义政治观之间对立的两条线索，并重构出一个统一性的概念——麦迪逊共和主义。[9]而管理型国家对实证法的生产，就不再诉诸抽象的人民公意与普遍代议之间的联系，而是直接依据自身建立秩序，从而瓦解了代议制立法所内涵的规范主义导向。[24]，这会导致自由的自生自发秩序，转变为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a totalitarian system），其根源就在于施米特颠倒了宪法/公法和私法/私域（private sphere）的优先次序。
注释: [1]See Bruce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译本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自由革命的未来》，黄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正如施米特敏锐指出的，根本的宪法矛盾，存在于名义上的规范主义合法性体系与实际上的管理型国家正当性之间的张力。
[51]政治系统通过传统的国会立法、行政管制、司法治理的模式，都很难能够真正主导这些社会系统的自成一体、自我扩张的封闭运作趋势。[38]其主要原因则来自于社会分化的加速。
宪法只是旨在确使自生自发的法律得到遵循的上层架构（superstructure），而不是其他所有法律的渊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实际面临着与20世纪初叶魏玛宪法危机同样的症状：私法秩序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司法的去政治化功能受到冲击。
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宪法的防御性格不同，新自由主义宪法带有强烈的进攻性色彩。20世纪德国的经济型国家转向导致了18～19世纪议会制立法型宪法政体的危机，向全能国家的转变，已经改变了18世纪制宪权理论所内涵的自由含义。从18世纪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虚构与派系党争之间的公意/众意悖论，到20世纪初叶伴随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哈贝马斯）与福利国家安全网铺设所带来的自由/平等悖论，再到晚近以来甚嚣尘上的承认政治和身份政治对于差异/尊严价值的强调，制宪权的表达与担纲者日益分化，由原初整体性的民族和人民，逐步过渡为碎片化、片段化（Fragmentation）的阶级、阶层、团体乃至个人。六、弗莱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之争：新自由主义宪法的诞生 展望第四波宪法运动，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波斯纳—阿克曼之争。
它致力于塑造一个可以自主运作，并从自身直接获取正当性的资本自由游动和竞争的法律空间，并由此形成对国家政治主权的直接规范和塑造。在波斯纳所提供的东欧宪法方案中，市场经济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已绝不止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构造，它实际也承担了新东欧国家政治主权再造的功能。
第一波制宪权运动，实际内含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两大模式。本文梳理了现代立宪史上三对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从而归纳了19世纪以降三次宪法大危机及其思想应对，这三组对话分别代表了历史上的三次制宪权运动并回应了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
18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秩序，决定了法律传播仍然囿于领土分化的逻辑，突破法律领土分化的主要动力，则源自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动力的跨国私法运动。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到，魏玛时期的宪法危机和当前的宪法危机，仍然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
